反抗是美德：儿童需要学会说“不”
文： Dan Sanchez / 译：禅心云起
“不”通常被视为一个坏字眼，尤其当它出自于儿童口中时。许多父母痛恨自己的孩子学会说“不”的那一天，认为“不”是“问题儿童”顶嘴冲撞的口头禅。
近年来，儿童的反抗甚至被病理化。“官方”精神病学诊断手册如今列出了一种名为“对立违抗障碍症”（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简称ODD）的“症状”。对立违抗障碍症被定义为“不顺从、敌对和挑衅行为的存续模式”，其症状包括质疑权威、拒斥、逆反和争辩。
可疑的巧合是，权威们给这种“疾病”挑的名称，缩写会被拼出单词“odd”（注：有古怪异常之意），原因在于，国家喜欢把反抗当成一种异常人格特质：一种有待消除的“偏颇”，以创造一类俯首听命的顺民。而它的技术官僚知道，实现这一点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在可塑性最强的童年时期，把一切反抗精神和逆反心统统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一直是管理型国家对待儿童的政策。而这个“对立违抗障碍症”的发明，与这样的政策是完全和谐一致的。
制造“服从”的工厂
公立学校是该计划中最重要的成分。学校的组织结构，就是向儿童反复灌输，对权威要严格服从和敬畏。正如作家兼经验丰富的教师约翰·泰勒·盖托（John Taylor Gatto)所说：
“事实上，除了教会孩子如何服从命令之外，学校没有真正传授任何东西。”
学生生活的每一天，都严格受到编组管制和铃声提示。他们的一举一动，从这一间房间（单元、阑圈）到另一间房间（单元、阑圈）都要接受指令（有如监狱或工厂化的农场）。在原有的“机制”架构中，又出现了金属探测器、铁窗、隔离室、资源管理员、保安、校警，让公立学校比以往任何时候看起来都更像是所监狱。
儿童，若抵制这套管制，或违抗老师、校长及其他校方权威人物的命令，将受到扣留，或被加以额外劳动的惩罚。他们甚至会被单独监禁，也可能遭到逮捕，送往少年观护所。学生当中，那些有主见的，爱闹的，敢言的，也会受到惩罚，甚至被蔑为“破坏性”。逢迎奉承的，溜须拍马的，积极承担指令任务的，在这些方面胜过同龄人的“明星学生”，则得到了赏赐的分配。盖托再次指出：
“成绩等次无法衡量任何东西，除了你对管理者的有关服从以外。”
这些不顺从的学生，尤其是表现出反抗的学生，易被诊断为注意力缺陷型多动障碍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现在也被称为对立违抗障碍症，然后被迫服用精神药物，去除其年少活泼的朝气，用“合宜学校教育”的驯良顺从、麻木不仁取而代之。正如乔治·威尔（George Will）所说：
“7岁的莫扎特如果生活在今天，想要尝试编写他的协奏曲，很可能会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型多动障碍症，用药物治疗到沉闷无趣的常态。”
父母倘若不给孩子服用开给他们的规定药物，可能难以抵挡儿童保护服务部门的“医疗绑架”。
日益统一的课程，也向儿童大量反复灌输：要崇敬权威。他们每天背诵谦恭的誓言。他们被教导要崇拜权威人物例如警方的官员。他们的教室装饰着美国总统的肖像，霸道和残忍之至的人，被摆在最显赫的位置。联邦政府及其三个分支，被描绘成无比仁慈的“三位一体”机构：一套名副其实的救世主体制，达到世界历史上的巅峰。
即便在区区小事上持有异议，也是一种有问题的态度。我存于脑中的最久远记忆之一，是来到我三年级老师的办公桌前，向她指出一本活页练习上写着“食物可以吃了”（英文：The food is ready to eat）。当时我觉得这句话有错，因为食物成了“吃”的主语。我问，是否应该写成“可以给大家吃食物了”（英文：ready to be eaten）。我清楚记得那位身体壅肿、戴着眼镜的老太太责骂我：“哦，不准这么挑剔！”我从此努力在观念的世界里，让自己的毕生事业，成为对这个先前警告的长期反抗。
打压异己的战争
如果公立学校“工厂”下线了“有缺陷的”产品，如果一名毕业生进入了成年期，仍然保持着反抗、异见和独立的精神，他仍逃不脱国家粉碎这种精神的持续动力。
例如，国家在媒体和学术界的看门人对异己分子发起诬蔑；按工厂“合格”模子型塑、标准化生产出来的群群“蜂只”所施的同伴压力也是如此。对某一教条（如气候变化）的反抗，受到这等方式的污名化，以至于“否定者”成了一种绰号。
当污名化尚嫌不够时，有时就会宣告异议为非法，特别是出于“国家安全”的理由，以免“危险的”异议思想影响到“畜群”的其他成员。正如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在“随着社交媒体成长，美国警方如今在监控网络言论并将其定罪”一文中提到，这种情况最近一直在频繁发生。
而国土安全部将可能犯罪的“右翼极端分子”广泛定义为“主要是反对联邦政府的、拒绝接受给州或地方当局权威背书的联邦权威，或完全否定联邦政府权威”的个人和团体。这实际上把整个思想流派包括大部分的自由自愿主义和宪政联邦主义列入“观察名单”。
而当异议尚不足以被污名化或非法化时，就会被病理化。例如，成年人也可以被诊断为对立违抗障碍症，这一症候的上述定义，基本上把自由自愿主义思想病理化。而许多人反对政府的观点，已被确定为偏执狂的临床案例。国家利用这种诊断，在“医疗”的幌子下，通过精神监禁和“民事收容”【注：指以非刑事程序将公民拘押在精神病院等】来打压异己，通常涉及精神药物的强制用药。这样一些鲜明的实例，包括拉斯·泰斯（Russ Tice）、阿德里安·斯库尔克拉夫特（Adrian Schoolcraft）和布兰登·拉布（Brandon Raub）。《赫芬顿邮报》（The Huffington Post）的约翰·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列举了这三人的例子【注：以上三人都在揭弊后被诊断出精神疾病】。
怀特黑德还说，这种做法在前苏古拉格体系中被广泛采用：
“精神病学的出现，消除了流放政治囚犯的必要性，政府可以宣布这样的异己犯有精神疾病，与社会格格不入。例如，冷战期间，前苏政府官员常以精神病院为监狱，将政治囚犯与社会隔离开来，诋毁他们的思想，通过电击、药物、各种医疗程序，从身体和精神上摧毁他们。精神病学界主张‘为真理和正义而奋斗的观念成型于具有偏执构造的脑中’，实际上，这竟至于为政府提供了一种足以把这些视自由为根本的活动家全部拘禁起来的诊断。”
凡看过《飞越疯人院》的人都会猜测，在美国，对顽固分子采用电击，并不令人完全感到不可思议。
即使在监禁领域之外，与国家结成盟友的精神病学家，也在给成年人服药，让他们进入一种逆来顺受的麻木状态，与国家裙带勾结的制药公司，在为他们提供更有力的方式，让我们也许更加接近于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预言的那一天：
“大约在下一代，就能通过一种药物方法，使人民甘受奴役，制造独裁统治，却无人悲伤落泪，换言之，把整个社会变成无人痛苦的集中营，因为彻底失去自由，人们反而感到舒坦，因为宣传或洗脑，或通过药物的强化效果，早把他们的逆反心引至他处，这将是一场终极革命。”
国家还通过“面包和马戏”增进顺从的沉默：“面包”意味着使人慢慢衰竭的标准美国饮食（Standard American Diet，简称SAD），“马戏”意味着国家赞助的大众娱乐，尤其是电视节目，还有吸引大量观众的体育运动。
压制反抗的战争
对于那些在监狱式学校中反抗心尚未被彻底碾碎的成年人，国家最后诉诸的办法，就是将这些离经叛道者送进实际的监狱。例如，美国拥有自己的“古拉格群岛”，在那里面，处理数以万计敢于反抗其麻醉品残暴禁令的罪犯。囚徒受到极端严格的管制和残忍行使的统治，包括酷刑。
酷刑也许是国家碾压反抗精神的最后形式，其方法是对受害者施加“习得性无助感”。以我们的海外“古拉格”为例【注：古巴关塔那摩美军基地设立的监狱】，参议院酷刑报告显示，美国中情局审讯主管建议采用医疗上无必要的“直肠喂食”和“直肠给水”法，作为“全面控制”被拘禁者的方式。
将人们置于酷刑、性侵监狱中的警方，尤其不容反抗。他们如果嗅到丝毫的反抗气息，就有可能把一位“平常人”放倒在地。由于这种倾向最近引起了广泛争议，权威主义的警方开始通过新闻和电波的方式，给公民上辅导课，传授温顺、驯服和全面服从的美德。
例如，警方让12岁的塔米尔·赖斯（Tamir Rice）失血至死：一名警察见到玩具枪，当即向他开火。一位警察工会的代表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节目（MSNBC）中气急败坏地说：“这又怎样？听警官的命令，照我们对你说的话做，只要不动弹，”全不顾视频证据证明的事实，这个男孩根本没时间去服从任何命令。
在迈克尔·布朗（Michael Brown）被击毙之后，一位资深警察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
“尽管这听起来有些苛刻和不切实际，但底线是：如果你不想被枪击、被电击或被喷胡椒、被棒打或被摔到地上，就照我所说的去做吧。”
服从顺应障碍症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警官，似乎正在给这个受他们折磨的社会做出一种业余诊断，即存在大规模的对立违抗性障碍症。正相反，归功于所有国家“服务部门”的上述所列，我们的社会正遭受到一种可能被称为服从顺应障碍症（Submissive Compliant Disorder,简称SCD）的糟糕情况。
服从顺应障碍症，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们受到洗脑，变得认同和敬拜我们的狱长和主子，对他们而言，这让我们更配合和顺从。可我们敬拜自己的主子，不是把以之为某个特定人。我们脑中被灌输了一种观念，即敬拜权威的抽象概念——既蕴含着官方的权威也蕴含着法律的权威——蕴含着它推而广之、所能囊括的任何人。
这种灌输是如此彻底，原本自豪的人，体面的人，吞下最不幸的屈辱，遵守命令，服从法令，去犯下最可怕的暴行。只要在“权威的外观”或“法律的外观”下，无论采用了什么侮辱和暴力，他们都不再感到烦恼，这种精神障碍，可不是什么新的发展。1927年，阿尔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在他自己的一段经历中，识别出了这种精神障碍，
“记得有一回，我遇到一件案子，一名被判刑的男孩，一个可怜、害怕的小淘气，他打算做的，顶多算作恶作剧，结果被当了犯罪。法官说，他也不喜欢审判这个小家伙；这似乎是错误的做法；但法律让他别无选择。我被这件事震撼到了。那么，这位法官作为官员所做的，是他作为人，连做梦都不会想做的事；而他可以在不掺任何责任感或内疚心的情况下，来做这件事，因为他只是以一名官员的身份，而不是一个人的身份来行动。根据这一行动原则，在我看来，一个人几乎可以犯下任何一种罪行，不因良心而陷入困扰。
显然人们对于这个男孩犯下了极大罪行；但是任何牵涉到的人——法官、陪审团、检察官、申诉证人、警方和狱吏——不感到自己身负任何责任，因为他们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官员。显然，公众也不把他们当成罪犯，而是把他们当成正直、尽责的人。
我隐约而分明地生出这个念头，如果政府的主旨，不是消灭犯罪，而是垄断犯罪，再没有比在官员和公众中，丝毫不差地反复灌输这种心境更好的策略了。因为这样做的效果，是让这两者不必服从任何人性或良心的制裁。但凡人，不管属于官员阶层，还是属于公众阶层，只要作为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必须尊重——不仅如此，本来渴望尊重——人性或良心。正如我所说的，这个念头当初是模糊的，且多年来一直没有弄清，但我知道，从那时起，我就从来没有忘过这个念头。”
在米尔格拉姆（Milgram）“服从”研究的实验室环境里，生动演示了服从顺应障碍症。在这次实验中，普通美国人表现出了，如果收到权威人士指令的话，他们愿意用电击来折磨甚至杀害无辜者。
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是另外一例，在这个实验中，扮演监狱看守角色的普通美国人，愿意对其他扮演囚犯角色的人施加心理折磨。此外，“囚犯”消极地接受折磨，有的甚至积极为折磨别人辩护。
然而，另一个服从顺应障碍症的极端例子，在麦当劳脱衣搜身恶作剧电话事件中“原始疯狂地”发生，这是电影《顺从》中描绘的一个现实生活事件。麦当劳的经理助理及其未婚夫，愿意对一位女雇员进行性虐及辱骂，原因仅仅是，一名在电话上自称是警察的人，指令他们这样做。这只是在一系列类似电话事件中最有名的一起。
服从顺应障碍症的“被动服从”部分，可以在美国运输安全署检查站、入学报到处和投票站看到。可以在9/11的世界贸易中心看到：南塔疏散工作人员返回办公室，原因仅仅是，港务局通过广播系统告诉他们这么做。可以在纽约警方谋杀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时看到：围观人群眼睁睁看着警官谋杀而没有采取任何干预。从根本上可以看出，我们自己，我们的同胞，纵然日复一日受到国家的严重罚款和残酷折磨，也不会从教条式的沉睡中唤醒自己，甚至不问是否可以选择另一种安排。
服从顺应障碍症的“主动顺应”部分，可以在美国的酷刑地牢、“捕食者”无人机操作室、特种部队狙击手栖身处、特种武器战略武装机器人战车以及其他任何地方。身处那里的人，“只是在执行命令”，而以人类同胞的权利和生命为代价。乔治·卡林（George Carlin）所说的那个“鼠窝国家”，爱管闲事者和密探遍及每一个社区，这些人随时准备打电话给喜好扣动扳机的当局，举报任何自己不喜欢的武断法令违抗者。“只要遵守你一无所知的法律就好，邻居！”
反抗意味着自由
我们需要治疗服从顺应障碍症。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的逆反和反抗。的确，反抗是一种美德，也是最重要的一种美德。
“不”，最终而言，是一个美丽而深刻的重要词汇。
“不”，蕴含于“不意味着不”；蕴含于人决定什么人何时可以触碰自己身体的绝对权利；且蕴含于不可剥夺的自我所有权的其他一切方面。
“不”，蕴含于“禁止侵入”；蕴含于人决定什么人何时有权使用自己财产的绝对权利；且蕴含于不可侵犯的财产权的其他一切方面。
反抗，意味着有效的人身边界、有效的财产边界：换言之，就是自由。不是偶然，毕竟，活跃支持自由的最著名人士，绰号就是“不博士”【注：指前美国众议员罗恩·保罗】。
反抗就是不服从，它体现在公民不服从中，体现在反抗政府课税要求以免于资助一场不道德战争的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传统中。公民不服从的伟大姿态和运动，可以引领公众支持自由，迫使一个国家缩手，以免自己失去公共合法性。
反抗也是经济上的不服从，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美国国父之一，《独立宣言》由他签署生效）藐视进口关税，走私玻璃、铅、纸、法国糖蜜和茶叶，以反抗英殖民当局。在历史上，这种避税一直迫使政府缓和甚至废除禁令和苛税，以免自己心仪的法令变成笑柄。
反抗也是这样意义上的不服从，即揭弊者（如爱德华·斯诺登、切尔西·曼宁等人）和拒向同胞开火甚至掉转枪口指向满脑可怕屠杀念头的指挥官的勇者。
反抗也是正义的抵抗，蕴于美国革命和威士忌叛乱的某些方面的传统中。后者虽然受到普遍的误解，但实际上取得巨大的成功。
更具体而言，反抗意味着抵抗不公正逮捕和征用的神圣权利。
因此，反抗是#邦迪牧场[#Bundy Ranch，支持邦迪牧场对抗联邦政府强征土地行径的社交标签]，“不要践踏我”[美国革命旗帜上的标语]和“要就过来取吧”[斯巴达人抵抗波斯侵略者的著名口号，后被德州独立革命采用]。
但它也是#到今天为止（#ItStopsToday，这个标签，真正给予了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荣耀，应远胜过#我能呼吸）和#黑人公开持枪（#BlackOpenCarry）。 55 34150 55 19066 0 0 9780 0 0:00:03 0:00:01 0:00:02 9777p>
反抗让忍无可忍的潜在底线稳步上升，正如我主张的那样，这是和平地、可持续地实现从国家那里赢得自由的唯一途径。当然，反抗意味着异议，这对于所有重要的自愿主义教育计划而言都是必要的，而这样的计划，是导致忍无可忍的底线抬升的原因。
反抗和儿童
然而，正如孔子教导的那样，修复社会必须从修复家庭开始。这就把我们带回那些嫌恶孩子反抗的父母那里，对他们说：“不”。如果我们不想让下一代受到服从顺应障碍症的折磨，我们就不能执于让孩子完全服从和配合。正如诺斯特（LR Knost）从总体上为孩子的代言：
“所以，你希望我成长为一个能自我思考、独立行事、坚持立场的成年人，可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却希望我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和卑躬屈膝？我想我们需要谈谈。”
儿童在自己的举动中学习，他们做了什么，就学到了什么。服从顺应模式的抚养将栽培出的，是成年时服从顺应模式的性格。然后，当下一代最终对国家服从、驯顺、柔弱、软骨，就像他们在成长时对父母那样，我们就不必感到惊讶。
就其人身权和财产权而言，儿童需要练习说“不”。他们需要这么做的自由，甚至是（尤其是）对于他们的父母而言。儿童，就像成人一样，需要自我承担起自由和财产权。（当然，最起码的一点，是不要把他们推向公立学校。公立学校的可怕性质和功能，正如前文所述。）关于这方面的更多信息，参阅我的评述“斯宾塞育儿法”和《赫芬顿邮报》的文章“每个孩子都应该讲给他们父母听的道理。”
结论
反抗并不是一种精神障碍，更不是一种坏习气。反抗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为了成就自由和保护自由所必需的美德。当今我们的自由少得可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抗的美德格外稀缺。自我解放的第一步，就是拥抱“不”这个看似微不足道但意义重大的字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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